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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受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爱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对祖国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要中国昌盛富强。——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海洋学家苏纪兰
苏纪兰
苏纪兰作出回国的抉择并非一时冲动。他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受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爱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对祖国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要中国昌盛富强。”1935年出生于湖南的苏纪兰，经历了祖国遭受日寇欺凌的动乱岁月。解放前夕，他随父亲去了台湾。大学毕业后，又去了美国，1967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学位，先后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副教授。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他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建设，关注着中国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首次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科技成果和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希望能对中华民族的崛起有所作为。1971年夏，趁着去夏威夷科研访问的机会，他变卖了房子，驾着汽车，绕道去了加拿大，打听回国事宜，还向中国使馆寄去申请回国的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苏纪兰的心愿迟迟未能实现。1972年8月，苏纪兰随一个旅美华侨访华参观团踏上了故土，并出乎意料地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当工作人员介绍他的时候，总理亲切地说：“几次要求回到祖国的就是你吧？祖国欢迎你，但还要请你等一些日子。”这次接见使他终身难忘，更坚定了回归祖国的决心。1977年，国内局势已经稳定。此时，苏纪兰虽已被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授予终身任教权，但他还是举家登上了飞向祖国的航班。苏纪兰回来了，在位于杭州的原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受到了特别的优待。由于没有多余的住房，一位所领导让出了自己三室一厅的居室，自己搬进招待所。这让苏纪兰备受感动，更加坚定了献身科研、报效祖国的决心。苏纪兰在里斯本作为世界海洋委员会（IWCO）成员
参加世界海洋年大会
在海洋二所，苏纪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近海环流与生态环境，即河口动力学、陆架动力海洋学和生态系统动力学三个方面。我国河口方面的早期研究工作，侧重于与工程有关的应用研究及地貌的解说，对动力机制的探讨较少。苏纪兰通过中美长江口合作及杭州湾锋面等研究项目，开展了河口环流与泥沙输运关系的研究。他与合作者发现潮流不对称性是长江河口最大混浊带形成的主要因素，在分析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江冲淡水次级锋的概念，指出长江输出物质经此锋区进入杭州湾的可能，组织调查并证实了次级锋的存在，揭示了此锋区与悬浮泥沙及沉积物分布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河口整治、环境保护等提供了科学依据。近海是最重要的海区之一，临海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其近海的调查研究。长期以来，苏纪兰一直关注着我国近海的重要环流问题，特别注重研究黑潮及其对我国近海环流的影响。黑潮是太平洋西边界上一股强大的海流，它与中国和日本的海洋环境、航海、气候以及渔业生产均有密切的关系。从1986年起，中日两国海洋学家开始了为期7年的联合调查研究，苏纪兰任这一项目的中方首席科学家。项目取得了满意的成果，进一步揭示了黑潮本身的变异及其对临近海洋环境的影响。沿海地区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多为经济社会发达地区。但沿海地区人口的剧增和开发利用活动，也给近海的生态与环境带来了很大压力，并造成水质恶化、生境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诸多问题。苏纪兰认为，研究如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减轻各种海洋灾害对沿海地区的影响，需要从海洋生态系统这一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去开展。自1992年起，苏纪兰与渔业科学家等合作，共同推动了我国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先后在渤海、黄海、东海开展了一系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作为项目的科学顾问，他参与指导了如“东、黄海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我国近海有害赤潮发生的生态学、海洋学机制及预测防治”及“我国近海生态系统食物产出的关键过程及其可持续机理”等“973”计划项目。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气候预测已成为社会的迫切需求。海洋在季、年和年代际气候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南海作为全球最大的边缘海，其海洋环境与台风、季风等的海气相互作用对我国气候有着重要的影响。苏纪兰组织实施了多次南海海盆尺度的同步合作调查，在黑潮与南海环流的关系、南海东北部环流、南海中尺度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他还参与指导了“973”计划项目“基于全球实时海洋观测计划（Argo)的上层海洋结构、变异及预测研究”。苏纪兰在事业上的另一个追求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他认为，只有不断培养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才能使海洋科学不断向前发展。从1982年开始至今，苏纪兰已带了多届硕士生和博士生。他对学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有两个不以为耻，你们的论文、工作许多方面比我好，我不以为耻，学生应当胜过老师；同样，你们的论文作不出，毕不了业，我也不以为耻，成绩不合格就要淘汰！”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学生们也一个个成了科研骨干。苏纪兰作为“中日黑潮联合调查研究”项目中方首席科学家
出席科学讨论会
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海洋的生态环境与陆地的大不相同，它的动力性强、生态环境变化快，并有高度的空间相连性，因此，在进行海洋经济活动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活动对海洋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冲击，尤其是滨海湿地。苏纪兰说，人类向海大量排污、大规模填海、不可持续的养殖方式、过度捕捞等活动都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海洋生态系统难以承受这些高强度的开发利用。因此我们应该重视海洋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实施可以持续发展的“蓝色经济”。“‘蓝色经济’类似于陆地上的‘绿色经济’，它强调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基于海洋生态环境的特殊性，避免对其开发利用时可能引发的一些严重后果，以利于人类可以持续的开展海洋经济活动。因此在进行海洋开发利用前，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论证要尽可能完善。”苏纪兰说。苏纪兰建议，我国要实现“蓝色经济”，需要公众、科技工作者、政府等齐心协力，公众应关心近海生态环境，科技工作者们应积极投身近海生态系统的研究，政府在行政工作中要落实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苏纪兰认为，自然资源部的成立，为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近海生态环境恶化提供了很好的行政机制。在造成恶化的主要因素中，近海的富营养化主要源于大量的陆源排污，滨海湿地的丧失主要来自陆上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这两者都属于陆海统筹的范畴，也都属于自然资源部的管辖范围。滨海湿地是近海的高生产力海域，是支撑近海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海域。它的高生产力意味着它能净化海水、提供氧气、也是国际上公认的重要蓝色碳汇，因此恢复滨海湿地与恢复森林同等重要。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出了“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倡议，以共同应对全球海洋面临的挑战。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主席的苏纪兰说：“国际社会也关注到了中国作出的努力，并期待见到为健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贡献的‘中国方案’。保护海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苏纪兰在杭州召开的
第十二届太平洋与亚洲边缘海研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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